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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将资源环境约束下产城融合协调发展放在首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理念下，重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入融合的要求下，积极发挥信息化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助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第二，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符合新型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产业新城和城市产业综合体不仅满足“集约、智能、绿色、生态”等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要求，更添加了文化要素和幸福理念，通过“产业促进、城市建设、住宅开发、城市运营”四大业务板块的体系化发展，致力于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最佳实践者。

　　△对话魏建国秘书长：

　　“如果丧失升级机会，中国产业将一败涂地”

　　如何理解中国产业升级已经到了关键时期?

　　魏建国：当今世界，正掀起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的热潮，这是争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新一轮竞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力量对比。有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到2017年就能完成结构调整。如果一国长期徘徊在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将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政治版图上难有一席之地。

　　从资源环境层面看，如今资源能源、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突出，靠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带来挑战。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国占百分之七八十。资源压力较大集中体现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在上升。中国需要大规模消耗能源和资源，这些资源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去购买，所以价格变动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很大。同时，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在国际上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趋势下去，到2020年前后，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将由中国贡献，届时我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再从政治层面看，原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已被打破，反映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力量此消彼长的新的格局尚在形成之中，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返亚太，这些都使我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

　　当前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并非简单的传统制造业回归和重复建立，而是全球性制造业重新布局。其中，发达国家的核心战略旨在运用手中的尖端技术打造高端核心制造业和相应的服务业务，从而保持竞争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力争建立高起点的新兴制造业，以期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产业升级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竞争。

　　所以说，现在是中国产业升级的最好时期，如果这个机会丧失的话，中国产业将会一败涂地。

　　政府应当在其中充当什么角色?

　　魏建国：我们认为产业升级有三种发展模式，即：政府引导型、市场引导型，以及政府与市场共同影响型。随着经济发展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在产业升级的中后期，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等亚洲经济体逐渐暴露出政府干预较强的弊端。

　　此时，这些经济体也意识到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不利后果。政府开始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转变为对经济发挥协调作用，同时允许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与市场开始协调推进产业升级。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在政策引导下，加大发挥市场的力量，实现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最佳融合。